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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日,有媒体从法治视角梳理了2014年互联网治理,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,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对网络空间法治化作出部署,再到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开展专项行动,网络与法治正在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【采取的是归纳法,先引述案例、事件,而后归纳出“网络与法治正在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”,是引述议题的典范方法哦】。与此同时,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远程视频接访的信息,则提示我们,司法正在借助网络资源开辟出正义实现的“另一个战场”

  互联网治理反映一个国家的治理现代化水平【互联网治理的重要性】。网络开放了公共的多元化表达,也伴随着泥沙俱下【一句话概述网络发展中存在的问题,“…泥沙俱下”可摘取、做笔记】。如何防止自由、畅快的互联网沦为“丛林社会”?又如何让互联网思维开辟正义新的实现道路?【提出问题】以往,一些地方更多倾向于通过行政手段,对网络强制干预。其结果往往是与部分网民打“游击战”,阵地不断变换,但治理效果并不好【对比失败的经历】。经过这些年的积极探索,在放任与严控之间几经波折,在抗拒与应对之间几番转身,我们对网络的规制与利用,正在走向理性、成熟、规范【对比中交代网络治理的出路—网络的规制与利用要理性、规范】。

  互联网治理只有走法治化道路,才能寻求网络信息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平衡【提出分论点,凸显法治对于互联网治理的重要性】。而法治化的要义首先在于,治理者的权力必须有法律根据并合乎理性,依法为权力划界确保了网民的权利与自由【缘由交代,这句话可以摘取,交代法治缘由时可以运用】。一位哲学家说过,“不为法律所承认的权力较之法律授予的更大权力还要危险……法定的权力,即使很大,总是有限度的。这就限制了享权之人的奢望。”【利用名言来引证观点】以这样的视野观察,真正担忧的不是应不应该治理网络,而是如何从法律上界定治理者的权力。当我们讨论2015年“法”“网”融合时,关注的重心无疑也离不开立法。从网络安全到电子商务,从网络空间未成年人保护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,每一项立法都需要重点厘清权力的边界,规则的塑造本身也预示着网络治理的法治化取向,正义需要不断延伸至网络世界【阐述要求和操作方法】。

  对待网络这把双刃剑,如果说法治化治理重在“止恶”;那么公权力机关尤其是政法机关借助网络平台,积极推进正义事业,则当属“扬善”了【承接“法治化”,凸显宣传的重要性,“止”和“扬”这种方法可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】。这些年政法机关对待网络的态度和行为方式,历经了由被动应付到主动回应再到积极建构的深刻转变,尤其去年,主流话语呈现出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,人们惊呼“反腐舆情进入官方主导模式”【用事实变化来论证观点】。

  实践证明,利用好网络,有利于让正义的事业获得新的活力【凸显利用好网络的重要性】。事实上,自去年5月30日最高法开通远程视频接访系统以来,越来越多的当事人选择了这种申诉方式,截至去年底,已预约排期6000余件,完成接谈3000余件【引述事实】。一根网线、一台电脑,或许就能改变“进京大军”的格局,信息技术带给未来司法正义的实现空间,虽然才刚刚开始,但可以预言,这种新型的网络信访,有助于终结“信访不信法”“信网不信法”的现象,真正实现“信网”“信访”与“信法”的统一【结合事实来重申信息技术对于法治的价值】。

  回顾一年来的缤纷“网事”,中国互联网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与法治息息相关【宏观概述背景】。让正义不断向网络延伸,经由网络空间我们也能找到正义的归属;让网络与正义互通互联,在正义的事业中我们更能发现网络技术的正能量【“让…让…”句式精彩,是非常不错的总结归纳的方式,可模仿】。

  最近一段时间,查办微博言论的事例不仅集中而且影响大。一些在微博上涉嫌辱骂的网民受到处理,被按照治安法有关规定顶格处理,甚或可能被刑事惩罚。但在同时,辱骂公民,乃至于侮辱当事人的,却被罚酒三杯,轻轻放过,选择性执法备受诟病。

  1月27日,哈尔滨曲玉权在出警过程中遭到袭击不幸牺牲,居住广州的陈姓网民发言称“凡打杀公安者皆为英雄,点赞”和“大快人心”等言论。网民江某说,“好了,他女儿没人保护了,大过年的,遭报应没?”“这么着急洗白,是不是想多捞点抚恤金”。

  陈某言论第一时间被捕捉,28日夜里11点多,广州警方抓获陈某。30日晚,南宁警方抓获江某。警方跨省追捕的效率很高,赞的人认为对辱骂的就该从严从重惩处。弹的人也有,希望在处理一般民众的治安案件时也能展现魄力和高效,做到一视同仁。

  除了影响巨大的,还有管束社交媒体言论的事例。2月1日,秦皇岛微博网友贾某发文,“还有那些开车顶跑的,就该把顶死!不是我恨我就是恨这法律”。两天后,贾某被抓获,根据治安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,以情节严重论处,定格15天治安拘留。

  33岁的沈阳人马某某因违章查处,1月份在微信朋友圈辱骂正在执行公务的,“不得好死!CNM……”。一天后,通报,在充分考虑马某在朋友圈辱骂他人后,删除辱骂文字的情况之后,对马某行政拘留7天。上述事例得到了公安政务微博的大力传播。

  对社交媒体上挑衅性的言论予以打击,其维护同袍尊严的用心是可以理解。无论是牺牲,还是辛苦工作的执法人员,其付出的辛苦值得尊重,其付出的生命代价也应该被记住。但作为执法者来说,法律面前一律平等,而不该依照身份有所倾斜,不该选择性执法。

  丽暴打女游客事件传开后,指责当地警方查处不力、程序不公的声音不断。2月10日23时许,丽江公安微博值班民警发布一条微博文章,攻击该名女游客是到丽江约炮的,挨打毁容是活该。对于这一长篇侮辱言论,丽江公安先是说微博异常,后来推卸不过,处分了当值。

  这一事件发生在警方严惩微博涉警言论的时候,但与动辄行政拘留一般公民7天甚至半个月的力度相比,对同样在微博上侮辱当事人的处以小小的行政处分,显见是执法不公。正是这种几乎是即可发生的对比,让警方选择性执法的毛病暴露无遗。

  去年6月10日,深圳流塘派出所民警在当街查处身份证时,强行将两名未带身份证的女子带往派出所,在途中对两名女子使用了大量侮辱性语言攻击,“我怀疑你是个男人,你xx的给我上女厕所干什么,你服给我看一下。”“没错,我就看你长得漂亮,就要关你”。“我就是,你就必须配合我,今天是你自己犯贱”等等。

  此事发生后,当事受到暂时停职处理,但后续的处理情况不甚详细。在密切关注公民辱警言论的时候,这个事件再次被网民重提。更多的事例也显示,在处理类似事件的时候,更容易掌握主动,以事实为依据,以法律为准绳的执法一致性受到质疑。

  捍卫执法机构的权威,是法制的应有之义。但只有做到一致性执法,不因涉及到警务人员而法外豁免,才能真正服众。我们看到,即使在严厉打击辱警言论的情况下,警民对立仍很严重。这说明,执法问题应该受到更严肃的对待,倾斜性执法最后得到的不是尊重,只会加深仇恨。

 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,当重拳打击关系到自身的不当言论时,都不忘加上一句总结陈辞: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。可发人深思的是,如果将侮辱他人却得不到适当惩罚的那么多事例放在一起比较,恐怕最应该说的是:互联网也不该是选择性执法之地。

  如果生活真的“有毒”,诗歌或许就是一味对抗浮躁的“解毒剂”;未必人人都有诗才,但至少可以存有一份诗心

  为你写诗,写一辈子。媒体报道,94岁高龄的中科院院士冯端先生,至今已给妻子陈廉方写了60年情诗。相知相守的温暖、诗歌传情的浪漫,感动了无数网友,也让单身族们艳羡不已。

  光阴流转,日久最见真情。也许,写一首情诗并不难,但数十年的坚守与执着殊为不易,最终书写出沉甸甸的爱。也正因此,在妻子眼中,冯老先生就像一块“璞”,尽管貌不惊人,内心却晶莹剔透。在冯端夫妇爱到“欲罢不能”的电视节目《中国诗词大会》中,有个“飞花令”环节,选手须按要求轮流吟咏含关键字的诗句。对于两位老人而言,他们既质朴又浪漫的诗意人生,不正宛若一场围绕着情字、吟咏不尽的飞花令么?

  诗由情而生,情因诗更浓。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“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……吟咏优美诗句,堪称中国人经典的情感表达方式。真情实感一旦与诗歌结合,便容易激发奇妙的化学反应。那些饱含真情的诗篇,不仅让天各一方的两颗心灵相互融通,更流传久远,让更多人感到温暖。如今,无论是风花雪月的元宵佳节还是源自西方的情人节,当热恋男女已经熟练掌握了互赠鲜花与巧克力的技巧,不知还会否有人送给对方一首真挚动人的情诗?

  “东坡饮酒,秦观夜话;稼轩论剑,清照煮茶”。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,有的人因醉心于古典诗词而从传统文化中得到了滋养,也有不少人罹患了某种“春节综合征”。平时因为工作忙碌、生活节奏快,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深度沟通,无形中累积了不满和怨气,假期里相处时间相对长了,反而容易因琐事而脾气暴躁、触发矛盾。难怪有人直呼,“春节有毒”“感情经不起假日考验”。如果生活真的“有毒”,诗歌或许就是一味对抗浮躁的“解毒剂”。当你“想静静”的时候,不妨打开一本尘封已久的诗集,挑出几首,念给你的恋人,发给你的好友,寄给你的亲人。那么,不论五律还是七绝、中文还是西语,相信对方都能从中读出你的真情。

  有人说,“中国人的诗心一直在,但需要被激活”。的确,未必人人都有诗才,但至少可以存有一份诗心。而真正的诗心,无关年龄,无关金钱,无关地位,它只关乎一点,那就是源自内心的对的热爱。正如冯端夫妇,在他们的生命体验里,房子、车子、票子等物质享受永远不会居于主流;而从一位妻子的视角出发,丈夫创作的专属情诗远比钻石更美好、更珍贵、更恒久。

  “人活一世,就像作一首诗,你的成功与失败都是那片片诗情,点点诗意。”诚哉斯言。处身于社会生活中的广袤原野,如果每个人都愿捧着一颗真心、葆有一份诗心,在诗意中传递一份真爱,那我们就不难在喧嚣中找到内心的安宁,大大拓展自我的精神疆界。

  兵马俑何辜?一再被卷入是非。继陕西临潼山寨兵马俑景点被披露后,近日,某省另一文博园内出现的上千兵马俑又引争议。

  相关仿制行为是否涉嫌侵权,自有法律最终认定,并非这里要讨论的话题。值得思考的是,在倡导创新精神、呼唤文化自信的今天,为什么一些山寨景观仍然时有出现?为何一些浅层次的模仿抄袭依然拥有市场?从、故宫、天坛到埃菲尔铁塔、自由女神像、悉尼歌剧院……在国内一些旅游景区,或是克隆、照搬,或是缩微、高仿,往往不难找到复制件。诚然,不能因为“看到一个地球仪,就大喊山寨地球”,但某些低水平拷贝所折射出的创新缺失与偷懒心态,的确是个问题。

  如果放在30年前,人们在北京的“世界之窗”看到代表各个文明的标志性建筑仿制品,在西南省会的某条街道看到巴黎的咖啡馆、纽约的牛排店,首先想到的是开了眼界、长了见识;然而今天,当成千上万的中国游客早已对这些耳熟能详,而我们的文化产业还停留在同样的层次,则不免令人叹息乃至丧气。无论是利益驱动下的“抱大腿”,还是暗中炒作中的傍名牌,拿来主义的方式看似节省了成本,却极易受到质疑。此前,河北某地按照1∶1仿造埃及狮身人面像,就遭到埃及文物部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诉,结果该狮身人面像被拆除。事实上,作品的灵韵就在于独特性。一旦涉嫌抄袭,就算再惟妙惟肖、大气磅礴,观者也难以感到惊艳;相反,如果初衷是创新,哪怕生涩一点、粗糙一些,也胜过千篇一律。说到底,抄袭者不仅缺少敬畏,也缺乏敢于创新、善于创新的智慧和勇气。

  借鉴与模仿,致敬与抄袭,有时未必泾渭分明。但真正有抱负的创作者,往往是坚定的文化自信者,常以原创为己任。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笃信“只做自己认为美丽的事,创造出有震惊的效果的美感”,坚持用独特的方式诠释建筑、理解人生;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被称赞“打开全新视野的同时,又引起了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”,背后正是持续而连贯的思考力。少一分走捷径的心态,多一分有脊骨的追求,自觉树立责任意识、精品意识,才能让自己的文化创新之路越走越宽广。

  “未画以前,不立一格;既画以后,不留一格”。这是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创作箴言。当然,推陈出新,说易实难。尤其是当珠玉在前之时,后来者难免会感到难以超越,甚至心生胆怯。唐代书法家李邕说“似我者俗,学我者死”,齐白石则认为“学我者生,似我者死”。他们的创作观看似迥异,内在逻辑实则一致,即鼓励创新,而不能止步于模仿。正因如此,我们呼唤文化创新,更渴望孵化创新文化,加快培厚创新的文化土层。

  文化创造的进步,自然离不开文化管理部门和文化工作者这个共同体的引导,比如强化创新的价值取向,完善制度设计与奖罚机制,让创作者以创新为荣。而在某种程度上讲,文化消费者的态度和需求分量更重,随着他们的品位越来越高、口味越来越“刁”,那些低水平的仿冒者必将寸步难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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